国网漳州供电公司：多措并举 保障春节期间全市可靠用电

江必新，法学博士，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

第一，总体上应当准司法化。三是，对于涉及身份关系的案件，即使一方自认，另一方仍需举证。

第二，增补申请人的初步证明责任的相关除外情形。因此，完善行政复议的证据制度，应以准司法化为基本方向，充分借鉴吸收司法审查的先进制度。行政复议的证明标准同样如此。但《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均未作出规定，有必要予以补充。[6]刘善春：行政程序和行政诉讼证明标准研究，载《行政法学研究》1993年第2期。

其中的问题主要是质的规定过于严苛：相关规定在内涵上接近于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它意味着定案的证据必须经过逐一查证，真实可靠。二是，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复议, 机关不应确认,。见韦庆远《清末宪政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46—247页。

[43]章梫：《先儒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从祀孔庙议》，《一山文存》第8 卷，第372 页。[47]《礼部郎中吴国镛拟奏》之曹元忠按语，曹元忠编：《三儒从祀录》第4 卷，第18 页。[4]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5册，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5493—5494页。[63]矫正秦代以后专制之失本是预备立宪的题中应有之义，同时，汉族大僚如张之洞、袁世凯等热心于立宪，也确实有扩张臣下、地方权力以限制君权的内在动机。

（16 度支部福建司郎中闵荷生。他们的学术博大庞杂，特别是对许多敏感的政治问题都有自己鲜明的主张，更重要的是，这些主张被清末要求政治变革的人士（无论在朝还是在野）所吸取，他们也就在两百多年以后成为士人的新偶像。

宗羲学出蕺山，接姚江之派，闻诚意慎独之说，其所著《学案》为后学访求道统之津梁。梨洲谓：君有无形无声之嗜欲，吾从而视之听之，此宦官宫妾之心也，又谓：吾无天下之责，则吾在君为路人，出而仕于君也，不以天下为事，则君之仆妾也，以天下为事，则君之师友也。光绪二十年，湖北学政孔祥霖转呈在两湖书院肄业的湖北优贡生王葆心、湖南廪生蒋鑫的呈词，疏请将王夫之从祀孔庙，次年复为大学士李鸿章等会同礼部议驳。[67]看来，三儒最终得以从祀，张之洞在其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一是三儒学术精纯，各有本源，足以传授道统。（2） 内阁中书王在宣。（14）掌浙江道监察御史俨忠、王步瀛，掌云南道监察御史宗室荣凯、蔡曾源。一方面，时代的发展逐渐改变了人们对先儒与孔庙祀典的认知，三人的形象越来越脱离原来的轨道，而被塑造为新兴政治理念的代表人物; 另一方面，在清末预备立宪的时代背景下，急速的政治变革遭遇了来自各个方面的质疑，因此当局试图以表彰他们来宣示立宪诚意，推动政治改革的进程。

[53]不过，覆奏中的后退并不代表主从派的屈服，他们的策略是将争论延后，直接交由最高权力决定，以便张之洞等重臣可以从中操作。[11]赵启霖的奏疏递上以后，朝廷照例诏由礼部议奏。

[23]《法部侍郎绍昌等说帖》，曹元忠编：《三儒从祀录》第2 卷，第8 页。时任军机章京的许宝蘅在日记中说：旧日此种从祀视为至重典礼，均系明降谕旨，今乃仅以交片下礼部，殊非故事。

[12]就笔者搜寻所及，除此26 件之外，陈衍[13]、胡玉缙 [14]、胡思敬[15]亦有说帖，不过只保存于作者的文集之内，应属拟而未上。在这场争论中，胡思敬主张保留军机处，因为军机处不设定员，同堂议事，无论官职崇卑，不相统摄，如果设立总理大臣，统一处理政务，那么无论是用亲藩还是满汉大臣，皆可恣睢自擅，窃弄权柄，启奸人窥伺之渐，日后必然酿成日本幕府将军之局。[62]顾炎武的学问、经济被用公与私、专制与宪政这些时代概念重新解释，于是顾氏本人也就成了合乎立宪之精意的立宪派。于是，在光绪三十四年的九月一日，六份奏折同时送到慈禧的面前，其中包括礼部的覆奏，孙家鼐反对顾炎武、黄宗羲从祀的奏折，以及四份极力主张应予从祀的奏疏，一份出于礼部左侍郎郭曾炘，一份出于协理京畿道监察御史徐定超，一份出于掌陕西道监察御史吴纬炳，另一份则由学部左侍郎严修、学部右侍郎宗室宝熙、署邮传部左侍郎吴郁生、大理院正卿定成、大理院少卿刘若曾五人联合署名。[73]郭曾炘：《检旧箧见前议三儒从祀孔庙疏稿感赋》，《东方杂志》第17 卷第16号，1920年8月25日，第95页。接着以魏公始扶汉一句以曹操喻尚为清廷效力的袁世凯，杜断破群疑则以杜如晦喻坚持应将三儒从祀的张之洞，证实了当日请祀得到了两人的支持。

[18]由于王夫之曾在光绪四年及二十一年两次请祀被驳，顾炎武、黄宗羲也有一次请祀失败的先例，因此支持者首先面对的就是如何化解此前驳回时的理由，重新树立三儒合乎从祀标准的形象。科举制度废除以后，出于对经学荒废的担心，政府先是公布了教育宗旨，要求无论大小学堂，宜以经学为必修之科目，同时将先儒之经注经说编为教科，颁之学堂，这样学生于成童以前，即以熏陶于正学，成年以后，自然不致渐渍于奇袤。

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胡惟庸、严嵩之祸，明人所切齿也，而宗羲曰：‘生杀予夺，当出自宰相。新官制的编订深受地方自治思想的影响，而顾炎武以其寓封建于郡县之中的主张一向被认作地方自治思想的中国源头之一。

[29]表面看起来，梁广照对三儒的负面评价仍然是在延续过去的官方意见，尤其是四库提要的看法，如他说顾炎武语以经济，实非所长，显然就来自提要对《日知录》的评语：（顾氏）生于明末，喜谈经世之务，激于时事，慨然以复古为志，其说或迂而难行，或愎而过锐[30]，所不同的只是他提到了清末才广为流传的《明夷待访录》，但也仅仅提到其书语多流弊，并没有继续深入，而在龄昌的说帖中，就明确指出该书的流弊所在。或称三儒之学虽渊源不同，要皆归于程朱。

盖民为邦本，立君所以为民，臣亦佐君治民者……秦汉以降，惟务专制，君骄臣谄，民怨罔伸，是以治日少而乱日多。光绪二十一年王夫之请祀被驳的理由，见李鸿章等《奏为遵照奏定章程会议具奏事》，曹元忠编：《三儒从祀录》第4 卷，第36—38 页，原档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03 /7174 /010。（21） 奏调邮传部翰林院庶吉士章梫。[70]但三儒从祀与立宪有关，当时即有论者观察及此。

针对《明夷待访录》要求加重相权的《置相》一篇，他说：莽、操受千古唾骂，后世奸雄，窥伺神器，多慑于名分而止，而宗羲曰：‘天子去卿一阶，宰相而摄天子，不殊于大夫之摄卿。[71]《大事记》，《东方杂志》第5卷第10期，1908年10月25日，第90页。

[73]郭曾炘的感慨也许只是遗老对逝去历史无可奈何的追怀，但是以从祀先儒来挽救危局的设想确是清廷的一厢情愿。[44]《礼部侍郎张亨嘉拟奏》及曹元忠按语，曹元忠编：《三儒从祀录》第4 卷，第1—5 页。

礼部尚书溥良将这件棘手的差事交给了时任礼学馆编纂的曹元忠，一来因为溥良乃是曹氏的座师，二来曹氏素以精研礼学著称，当能胜任。黄宗羲学本姚江，而见理甚浅，所辑《明儒学案》、《宋元学案》瑕疵甚多，尤以《明夷待访录》的《原君》、《原臣》两篇于《孟子》、《公羊》妄加附会，语多流弊，所以其命名虽比于箕子，而立志实托于殷顽。

如民政部尚书肃亲王等称：所论敦崇教育、停罢科举、导达君民、针砭风俗、讲求治本、提倡兵学、祛历朝之蠹、增乡亭之职，见于各该儒遗书者不胜枚举，迄今二百余年，凡国家推行之新政，均该故儒已发之微言，所谓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该故儒庶几近之。他首先提出时世迁变而日新，圣道昭垂而不敝的大经大法，然后指出，自中外交通，学说纷杂，后生昧于别择，或至轻诋国学，自忘本原，幸而皇太后、皇上崇儒重道，升孔庙为大祀，且建曲阜学堂以树圭臬，风声所被，海内咸凛然于圣教之尊，其关系世道人心至远且大矣。奏稿拟定以后，张亨嘉请大学士张之洞为之修改润色，张之洞增加了200 余字，特别提到三儒秉性忠贞，实足辟乱党无君之邪说，算是对相关质疑的一点回答。[21]胡玉缙并提出两种官方文本，称三人的事迹于《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得其旁比例，又于《国史贰臣传》得其反比例，揆诸高宗纯皇帝之圣意，当亦默许。

[5]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5册，第5606—5607页。[54]《礼部奏》之曹元忠按语，曹元忠编：《三儒从祀录》第1 卷，第3页。

对于顾炎武，他惜其意见太偏，力主破坏纷更，拾永嘉之绪余，阴蹈王荆公、方正学之故辙，《日知录》等书食古未化，往往见小利忘大害，可是，顾氏的思想却在其时正在进行的官制改革中大行其道：炎武言之最谬者，如废铨法、弃律例、复藩镇、罢关防，虽至愚极陋，知其必不可行，而其言之似是而非者，欲设乡官，复两汉三老啬夫之职，废监司牧伯，专任守令，破一切用人资格，凡僚属皆由本官私自辟召，今日编制诸公执死方以医活病，欲尽如其言以行，国有狂泉，祸至无日。[57]但是，他又被派充为资政院总裁之一[58]，而资政院在清廷的构想中，是以后召开议会的基础，对于当时社会上要求速开国会的请愿，他的体会一定很深。

[58]《设立资政院派溥伦孙家鼐为总裁并会同军机大臣拟定院章谕》，《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第606 页。进入专题： 顾炎武 黄宗羲 王船山 从祀孔庙 预备立宪 。